2009年已经过去有些日子了，现在才去回望，未免有些太晚。往年总会在每一年的最后一天回望一下这一年，唯独2009年落下了，因为2009年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年元月14日，我搬离了明光村，从清华毕业后，一直住在那里。其实2004年初到北京时，也是住在那个小区里的，住了半个月，不过当时是寄居在朋友租的房子里，现在是自己租的而已。那年冬天，我一边在《中国电影报》谋口饭吃，一边考清华的研究生。还记得那个圣诞节下了一场大雪，我在清华南门附近的修缮招待所收到了我现在用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那个招待所里，基本上住的都是要考清华研究生的人，考上的人后来搬进了清华的宿舍，没考上的要么搬离了招待所，要么留在那里第二年再从头开始。

    这个电脑花掉了当时我手里所有的积蓄，我原本感觉考研无望的，因为前一年考了400多分还是在面试时被刷了，我自认这一年再也考不到那个分数了，准备买个电脑好好工作的。收到电脑第二天，我便和同事坐飞机去了横店，广电总局在那里召开全国电影会议。然后，横店下了浙江5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那里，我第一次经历了吃饭、看电影等所有活动都有警车开道，因为大巴车上装的大都是厅局长们。从横店回来后，跟领导请了9天假，说要再次准备考研，领导很仁慈的答应了。我后来的导师当时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认为我在开玩笑。

    不过，后来，我还是阴差阳错地考上了。这些年来，无论是在清华前，还是在清华，以及毕业后，导师尹鸿都对我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我想，这也是我在不幸中的幸运所在。所以，我一直对我的导师心怀感激。

    在2009年的元月，我在搬家时，记忆也不断回流，我曾好几次在元月搬家，在这个城市一种流离失所的感觉，始终拥挤在心底。而每次回清华，我都会瞟一眼南门的修缮招待所，那里留着我一段艰难的岁月。

    原本是在元月21日才放假的，我17日便回家了，只是为了赶上弟弟的婚礼。

    2月2号那天，正月初八，高中同学聚会，除了易光斌，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整整十年没见了。前一天，跟易光斌聊到了凌晨三点。然后这些感受和经历，被我写成了2月11日发表的冰点特稿《三十难立》，几大门户网站都转了，除了搜狐，都放在显眼的位置，易光斌哥哥的同学在深圳，多年未联系，看到报道找我要易光斌的方式，而很多在外地的同学，也打电话问我易光斌的情况。我害怕这样铺天盖地的报道，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伤害，我一边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一边在高中同学的QQ群里解释这一切。后来，易光斌给我回了短信，说他没事。他说，作为一个男人，他可以直面这一切，包括自己的失败。

    后来，不断有本报的同事、清华的同学以及媒体同行给我发短信，说他们的感慨，也大都是三十难立的叹息和共鸣。其实，写易光斌，我更是在写自己，或者舔舐自己的青春伤口。我们费尽力气在命运的台阶上一步步往上爬，最后，你发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甚至是遍体鳞伤，依然发现那个台阶依旧悬在你的头顶之上，难以企及。所以，后来看到东北某电视台在播报这个报道时，女主持人不仅没看懂我的报道，还对我也进行了一句嘲讽，我很想骂她，后来想想算了，我在电台混过，跟电视台同一个大楼同一个食堂里吃饭，知道有些女主持人的素质，也就作罢。更何况，我本身就是即将三十难立，比较失败。

    3月底，我跟摄影师刘浚去了陕西，他去拍摄一群聋哑儿童，我去写有关这个群体的报道。我们跑了咸阳的几个县，那些聋哑孩子的家庭大都很穷，有些简直是惨不忍睹。我第一经受这样的视觉冲击，当时就感觉被震着了。临走时，给最穷的那家留了200块钱，那个男主人哭着不要，他得了肝病，肚子胀得像个孕妇，去村里借了一圈的钱想治病，可是没借着。他觉得我在施舍他，其实我不是，我当时真的是惊呆了。他死活不要，他的一个亲戚帮他收了起来。其实，我也知道，这个男人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可面对眼前的一切，你无能为力。回来后写了4月15日的冰点特稿《凝固无声之痛》。

    然后，6月份因为一时缺稿，便匆匆去了济南，写了那个100多岁的日本逃兵。7月份，便遭遇了人大历史系闹得纷纷扬扬的举报事件，这趟浑水，不说也罢。

    8月份，几经拖延，终于去采访了农民们乘船到血浆站供血浆一事。一次次上山下山、一次次到码头，然后一次次去血浆站，了解各方面情况，一次次看人掉眼泪看人羞于启齿。看那些让自己心痛的乡亲，一时无语。报道在当时没有出来，不过却奠定了我在其他方面的事情。

    十一期间，未来的岳父岳母来北京，陪他们逛了逛。祖国老娘大庆之后，我跟我老婆的事情也算是定了下来。

    11月4日，几经推迟，供血浆挣营养费的事，发在冰点特稿《血船》。那边据说一时受了不小刺激。不过，事情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县里的相关部门和镇里的领导，先后去报道里提到的几户农民家里了解了情况。县里民政局给了周文芬4000块钱，便没有后话。（其他情况暂时就不写了，待以后有机会再详述，我个人以为事情应该还会有新的进展）。

    也是在这个月，接到咸阳武功聋哑学校史校长的电话，说是北大的学生看到《凝固无声之痛》的报道后，便把那些聋哑孩子在学校做的刺绣等手工艺品拿到北大校园里义卖。现在全部卖完了。她说了一长串感谢的话，我没怎么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报道最后达到的效果，远远没有达到我和刘浚的预期。校长说得越多，我心里越失落。后来，她问起我找到女朋友没有，什么时候结婚，我都如实做了回答。然后，她执意要和孩子们给我准备新婚礼物。

    12月份，在老婆坚持下，我结婚了。也收到了聋哑孩子们亲手绣的礼物，四幅刺绣画和两双龙凤拖鞋，校长说，这是孩子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我和老婆感动的一塌糊涂。然后，我们去邮局给他们寄了喜糖，前不久，校长给我说，喜糖收到了，孩子们知道是我寄的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2009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我说不上多快乐。焦虑、失落、徘徊也时刻困扰着自己，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有了一个快乐的结局。这终归是好事。

      昨晚躺在床上没事儿，就随手拿起余华的《活着》看了看，从十点半看到凌晨一点零一分，一口气就看完了。

      不少内容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里面的不少故事，似乎都能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这20年里，在我们那个前后只有30来户人家的村子里，有20多人死去，有24个人，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的面容，甚至是最后一次见他们时的情景。但仓促间，他们就去了。有人自杀、有人挖煤被塌死、有人被涨水的大河卷走、有人因病猝死、也有老死的。

      这很容易带给人的，是对死亡事件或者是对死亡本身的麻木。

      我是先看的张艺谋的电影的，有人说电影拍的不如小说本身。我倒不这么觉得。我总觉得，在表达现实题材的东西时，影像远比文字更具冲击力和表达的张力，这或许多少跟我学了点影视相关。看了小说，我反倒有些失望，或许是期望太高了吧。

      书是8月1号在万圣买的，那天本来是去买《许三观卖血记》的，看见两本书摆在一起，就随手一起拿了。往柜台走的时候，看见卢跃刚老师也在那里，便问我买了什么书，我说买许三观，他说那不如买阎连科的那本关于卖血的小说，具体名字他也想不起来了（百度了一下，应该是《丁庄梦》吧），说是根据真实情况写的。

       8月29号，在朋友的婚礼上，碰见了余华和阎连科夫妇，大家邻桌而坐，那一桌坐的还有格非等一圈子作家和教授，余华站起来在桌子旁边起哄。有他们的粉丝过去打招呼，再早个十年，我想我肯定会去找他们表达一下我的崇拜之情的。不过，现在不会了，我早已经不是文青了，再说，除了小时候曾经看武侠小说看得如痴如醉，我原本对小说这种东西本来就没什么感觉。

     而我所经历的生活，也远比小说要残酷和丰富。

     我似乎好长时间没写日记了，忍不住要感叹一下，真他妈的累！

    如此的不快乐，很少有过。
    天依旧很冷。想换个住的地方，下午去看了有人想出租的房子，都不满意。回来时一无所获，咳嗽反而加剧。
    在这个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终归要被人鄙视。不断的打电话，然后不断的感觉不舒服。
    脚崴了半个月了，原本以为没什么事儿了，但今天明显感觉有些不对劲，只好明天再去北医三院拍片子看看了。
    杭州，注定是一个我忘记不了的城市，在那里没有一天的安生。受伤，生病，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在西湖边，一个算命的非要给我算命，说是我这些年不顺，还说今年身体不好，还要破一大笔财。我以前不相信这个，因为我一直不认命。我觉得只要挣扎，就还有希望。
    可是现在，我累了。
    不管怎样挣扎，我似乎都是这个城市的失败者。
    不管身心怎样疲惫，我都无法为自己活着。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快乐，可是这似乎很难。有那么多繁杂而琐碎的事情，最后都要落到自己的肩上。其实，我很想逃跑，可是，我不能。
    我已经厌倦，这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质问。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摇摆与犹豫。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然后又想往正确的方向努力，这原本就很滑稽。可是，我竟看不透这其中的荒唐与徒劳。
    一切也许都是咎由自取。只是，我越来越找不到我自己。
    这也许原本就是一场无情无义的游戏，可是我还单纯地以为这需要自己无怨无悔地去期待和珍惜，到头来看到的，不过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
    流年漫漶，只是时间比任何刀刃都要锋利。而我，要么躲避不及，要么自己用它捅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