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已经过去有些日子了，现在才去回望，未免有些太晚。往年总会在每一年的最后一天回望一下这一年，唯独2009年落下了，因为2009年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年元月14日，我搬离了明光村，从清华毕业后，一直住在那里。其实2004年初到北京时，也是住在那个小区里的，住了半个月，不过当时是寄居在朋友租的房子里，现在是自己租的而已。那年冬天，我一边在《中国电影报》谋口饭吃，一边考清华的研究生。还记得那个圣诞节下了一场大雪，我在清华南门附近的修缮招待所收到了我现在用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那个招待所里，基本上住的都是要考清华研究生的人，考上的人后来搬进了清华的宿舍，没考上的要么搬离了招待所，要么留在那里第二年再从头开始。

    这个电脑花掉了当时我手里所有的积蓄，我原本感觉考研无望的，因为前一年考了400多分还是在面试时被刷了，我自认这一年再也考不到那个分数了，准备买个电脑好好工作的。收到电脑第二天，我便和同事坐飞机去了横店，广电总局在那里召开全国电影会议。然后，横店下了浙江5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那里，我第一次经历了吃饭、看电影等所有活动都有警车开道，因为大巴车上装的大都是厅局长们。从横店回来后，跟领导请了9天假，说要再次准备考研，领导很仁慈的答应了。我后来的导师当时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认为我在开玩笑。

    不过，后来，我还是阴差阳错地考上了。这些年来，无论是在清华前，还是在清华，以及毕业后，导师尹鸿都对我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我想，这也是我在不幸中的幸运所在。所以，我一直对我的导师心怀感激。

    在2009年的元月，我在搬家时，记忆也不断回流，我曾好几次在元月搬家，在这个城市一种流离失所的感觉，始终拥挤在心底。而每次回清华，我都会瞟一眼南门的修缮招待所，那里留着我一段艰难的岁月。

    原本是在元月21日才放假的，我17日便回家了，只是为了赶上弟弟的婚礼。

    2月2号那天，正月初八，高中同学聚会，除了易光斌，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整整十年没见了。前一天，跟易光斌聊到了凌晨三点。然后这些感受和经历，被我写成了2月11日发表的冰点特稿《三十难立》，几大门户网站都转了，除了搜狐，都放在显眼的位置，易光斌哥哥的同学在深圳，多年未联系，看到报道找我要易光斌的方式，而很多在外地的同学，也打电话问我易光斌的情况。我害怕这样铺天盖地的报道，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伤害，我一边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一边在高中同学的QQ群里解释这一切。后来，易光斌给我回了短信，说他没事。他说，作为一个男人，他可以直面这一切，包括自己的失败。

    后来，不断有本报的同事、清华的同学以及媒体同行给我发短信，说他们的感慨，也大都是三十难立的叹息和共鸣。其实，写易光斌，我更是在写自己，或者舔舐自己的青春伤口。我们费尽力气在命运的台阶上一步步往上爬，最后，你发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甚至是遍体鳞伤，依然发现那个台阶依旧悬在你的头顶之上，难以企及。所以，后来看到东北某电视台在播报这个报道时，女主持人不仅没看懂我的报道，还对我也进行了一句嘲讽，我很想骂她，后来想想算了，我在电台混过，跟电视台同一个大楼同一个食堂里吃饭，知道有些女主持人的素质，也就作罢。更何况，我本身就是即将三十难立，比较失败。

    3月底，我跟摄影师刘浚去了陕西，他去拍摄一群聋哑儿童，我去写有关这个群体的报道。我们跑了咸阳的几个县，那些聋哑孩子的家庭大都很穷，有些简直是惨不忍睹。我第一经受这样的视觉冲击，当时就感觉被震着了。临走时，给最穷的那家留了200块钱，那个男主人哭着不要，他得了肝病，肚子胀得像个孕妇，去村里借了一圈的钱想治病，可是没借着。他觉得我在施舍他，其实我不是，我当时真的是惊呆了。他死活不要，他的一个亲戚帮他收了起来。其实，我也知道，这个男人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可面对眼前的一切，你无能为力。回来后写了4月15日的冰点特稿《凝固无声之痛》。

    然后，6月份因为一时缺稿，便匆匆去了济南，写了那个100多岁的日本逃兵。7月份，便遭遇了人大历史系闹得纷纷扬扬的举报事件，这趟浑水，不说也罢。

    8月份，几经拖延，终于去采访了农民们乘船到血浆站供血浆一事。一次次上山下山、一次次到码头，然后一次次去血浆站，了解各方面情况，一次次看人掉眼泪看人羞于启齿。看那些让自己心痛的乡亲，一时无语。报道在当时没有出来，不过却奠定了我在其他方面的事情。

    十一期间，未来的岳父岳母来北京，陪他们逛了逛。祖国老娘大庆之后，我跟我老婆的事情也算是定了下来。

    11月4日，几经推迟，供血浆挣营养费的事，发在冰点特稿《血船》。那边据说一时受了不小刺激。不过，事情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县里的相关部门和镇里的领导，先后去报道里提到的几户农民家里了解了情况。县里民政局给了周文芬4000块钱，便没有后话。（其他情况暂时就不写了，待以后有机会再详述，我个人以为事情应该还会有新的进展）。

    也是在这个月，接到咸阳武功聋哑学校史校长的电话，说是北大的学生看到《凝固无声之痛》的报道后，便把那些聋哑孩子在学校做的刺绣等手工艺品拿到北大校园里义卖。现在全部卖完了。她说了一长串感谢的话，我没怎么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报道最后达到的效果，远远没有达到我和刘浚的预期。校长说得越多，我心里越失落。后来，她问起我找到女朋友没有，什么时候结婚，我都如实做了回答。然后，她执意要和孩子们给我准备新婚礼物。

    12月份，在老婆坚持下，我结婚了。也收到了聋哑孩子们亲手绣的礼物，四幅刺绣画和两双龙凤拖鞋，校长说，这是孩子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我和老婆感动的一塌糊涂。然后，我们去邮局给他们寄了喜糖，前不久，校长给我说，喜糖收到了，孩子们知道是我寄的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2009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我说不上多快乐。焦虑、失落、徘徊也时刻困扰着自己，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有了一个快乐的结局。这终归是好事。

    此时距离战争结束仅一个月，哈伯则刚被战胜国列入战犯名单。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把整个科学界炸得沸沸扬扬。来自英法两国的科学家尤其激愤。在他们眼里，哈伯是个彻头彻尾的战争魔鬼。

    瑞典皇家科学院更看重科学本身。他们认为哈伯获奖当之无愧。理由是他在9年前发明的工业化合成氨法，“使人类从此摆脱了依靠天然氮肥的被动局面”。在时人眼里，哈伯就像一个可能“解救世界粮食危机”的科学天使。

    然而，这个曾经被称为“利用空气制造面包”的人，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还只能躲在瑞士的乡下。他非常害怕自己会被当做战犯审判。哈伯很清楚在过去的几年里，自己在战场上犯下了怎样的罪行。

    1914年，一战爆发，民族沙文主义激起的盲目爱国热情，冲昏了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所长哈伯的头脑。他把自己的实验室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军事机构，并担任德国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

    这个46岁的科学家，不仅专门为部队派遣科研人员，还亲临前线选定氯气部队的驻扎地点。

    第二年在哈伯的建议下，德军首次在战场上使用毒气，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不过，当毒气战计划传达给德军师级指挥官时，遭到了所有指挥官的拒绝。只有部队被围困在伊普雷城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予以支持。3个多月后，“毒气战”在伊普雷战役中正式诞生，造成英法联军约15000人中毒，并带走了5000多人的性命。

    不过，这场毒气战最终并没有给德国人带来胜利，却让哈伯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哈伯的妻子克拉克也是化学博士，很清楚毒气的危害。当她恳求丈夫放弃这种惨无人道的武器时，丈夫不仅咒骂她，还声称毒气是“尽快结束战争的人道武器”。哈伯认为，作为战争工具的毒气，并不比“天上飞的弹体”更残忍。这些言行遭到来自国际科学界的一致谴责。

    愤怒和无奈之下，克拉克用哈伯的手枪自杀身亡。但这并没有促使狂热的爱国者冷静下来。相反，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祖国的战争”。

    即便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时，哈伯也无暇享受这分喜悦，更无暇顾及外界的非议。他正忙于设计一种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设备与方案，以便帮助祖国尽快偿还战争赔款。实际操作后，他无奈地发现自己的努力失败了。

    “没有人可以怀疑哈伯对国家的忠诚。”德国科学家马科斯·普朗克和冯·劳厄公开强调道。他们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这些话是他们在缅怀哈伯时所言。

    1920年，哈伯的名字被从战犯名单里剔除，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举行了迟到的授奖仪式。这个爱国者也对自己曾经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他的领导下，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机构，甚至一度成为世界著名的化学研究中心。

    哈伯曾经做过的那些并不光彩的往事，也渐渐开始被国际同行们谅解。不过，这位爱国者却遭到来自“祖国”的打击。

    随着纳粹的上台，哈伯由于犹太人的身份接连受到迫害。他所领导的研究所被强行改组，他的名字也被要求改为“犹太人·哈伯（Jew Haber）”。

    这令哈伯忍无可忍。1933年4月30日,他发表了一份反对种族政策的声明。这份声明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处境，在纳粹政权的迫害下，这个深爱着祖国的人，不得不流亡国外，不久因心脏病突发死在流亡的路上。

    他留在身后的则是两张交互隐现的脸庞：一张是“奠定现代氮肥工业基础”的科学天使，一张是开“毒气战”先河的战争魔鬼。

    这是一个并不被命运眷顾的女人，她还没来得及畅想未来的幸福，便已掉进现实的深渊。2007年，女儿被确诊为尿毒症，白宝芹想把自己的肾换给女儿，但检查发现，她的血糖等几项指标超高。

    听说吃苦瓜能降血糖，一年多来，她吃掉了700多根苦瓜，可惜，她的身体仍没达到肾移植的标准。

    或许这已经被撕碎的生活，很难再变得完整，而700多根苦瓜所蕴含的苦楚，或许最终也换不来白宝芹想要的结果，但这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母亲，所能付出的一切。

    李凯强：幸运

    还未走出大学校门，生活便给这个19岁的青年上了一课。 2008 年8 月，河南郑州的大学生李凯强骑电动车出行时，听到一位摔倒的老太太求救，便去扶她。不料老人顺势抓住他，称他撞伤了自己。

    这场意外，让这个原本简单快乐的小伙子，开始变得神情忧郁。最近，法院判决李凯强赔偿老人7万多元，这让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好在媒体报道后，有目击证人愿意出来作证，这一场残酷的青春遭遇，幸运地有了一线转机，他有望讨回清白。

    不管怎样，这件事让他变得跟往常不一样了，“有了提防之心”。他说，这是走向“成熟”的代价。

    他能从人心的陷阱里爬出来，并“成熟”起来，对他来说，这是幸运，对这个社会来说，这是不幸。这意味着爱心将越来越稀缺。

    米基：不快乐

    美国新泽西州的这个8岁男孩，还无法完全理解苦恼为何物。但6年来，他却没少让他的父母苦恼。从两岁开始，他每次坐飞机，都会被机场安检人员“特别对待”，即便那时他还口齿不清，也要接受严格的问话和检查。

    机场给出的理由是，米基被列入了1．5万名所谓恐怖嫌疑分子监察名单内，“身份可疑”。尽管他的父母对这一事实无法接受，担心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一次次忍受这种特殊待遇，因为当局至今还没把米基的名字从名单里剔除。

    而我们，也不得不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和他的父母，成人世界里上演的怀疑和争斗，最终却要一个无辜的家庭甚至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来承受。他那弱小的肩头，注定不堪其苦。这将在孩子的生命中留下怎样的烙印，不禁令人觉得可怖。

    王金书：慷慨

    能自掏腰包拿出2.5亿元为村民建别墅的村支书，可能是眼下中国最慷慨的村支书了。这位山东省东明县武胜桥乡玉皇庙村党总支书记，同时也是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想“干得像个样子”，不愿被村里百姓“戳脊梁骨”。

    于是，这个最小的父母官，决定慷慨一次，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不管怎样，老百姓能住上好房子，这终归是好事。毕竟，不是每个村支书都是董事长，也不是每个董事长都舍得给别人盖别墅。但愿这一栋栋楼房和别墅背后，并非另有所图，也期待这位慷慨的村支书别辜负了村里那句顺口溜：“敬天敬地不如敬金书。”

    24岁的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还在地里挖土豆时，身后的土地上便流传着种种有关他的传说。
    这个新西兰农夫的儿子，上中学时选修了自然科学。那时，这门课程还不受重视，在各个学校都被列为选修课。结果，卢瑟福成了学校唯一的选修者，从此成为同学眼中的“怪人”。“他的脑子总是不着边际，比大多数人走得远多了。”一位传记作家如此形容道。

    校长格外喜欢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卢瑟福也不负所望，毕业时几乎获得了所有学科的奖学金，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坎特伯雷大学。

    在大学里，23岁的卢瑟福很快获得了文学硕士和理学学士学位，还跟家乡地主的女儿订了婚。他需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

    乡亲们一直觉得卢瑟福“非常有前途”。不过眼下这个体格壮实的年轻人，还只能在自家地里靠挖土豆补贴家用。

    好消息在1895年来临。正在农场挖土豆的卢瑟福，收到从英国寄来的通知书。他获得了去剑桥大学读书的奖学金。24岁的年轻人看完通知书后，随即扔下农具，然后大声喊道：“这是我挖的最后一个土豆！”

    不愿再挖土豆的年轻人，最终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作为实验室主任汤姆生的学生，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可惜在实验室里，同龄的科学家并不把这个来自南太平洋小国的“农夫”放在眼里。

    原本信心满怀的年轻人，不久遭到了更大的打击。1902年，经过多次实验后，卢瑟福和助手索迪提出元素蜕变假说。质疑声很快就包围了他们。

    同事和朋友都劝卢瑟福要“慎重一点”，“以免愚弄了自己和科学界”。这个“农夫”不仅不听，还把刚写好的论文《放射性蜕变》，寄给著名的《哲学杂志》。论文遭到杂志主编开尔文勋爵拒绝后，卢瑟福向老师汤姆生求助。汤姆生表示愿负文责，勋爵才勉强同意发表论文，但在公开场合，开尔文多次反对元素蜕变假说。

    “无稽之谈！”这一革命性的论文发表后，化学泰斗门捷列夫评价道。他呼吁其他科学家不要相信。甚至连居里夫妇也一度怀疑这个假说。但卢瑟福只是像当初在地里挖土豆一样，埋头在实验室里继续做实验。

    “不要让我看到任何人在我们系里谈论宇宙。”成名以后，物理系教授卢瑟福曾这样告诫身边的人。他反对空谈，看重实验。

    这个从新西兰农场走出来的实干家，最终笑到了最后。1908年，鉴于卢瑟福在“元素蜕变和放射性物质”研究领域作出的开拓性贡献，他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在卢瑟福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玩笑。他曾声称，“科学研究，除了物理学，就是集邮。”20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获得了化学奖，这多少令得奖者本人感到意外。

    挖最后一个土豆时的那种自信，再次被找了回来。在剑桥一家裁缝店里，卢瑟福在剑桥大学的同事斯诺，偶然偷听到他感叹说自己的腰围日渐变粗，“同时知识也日渐增加”。

    在不少人看来，这个壮硕的大块头，“除了眼睛散发出智慧的光芒”，看上去跟一个农夫没什么两样。

    只是这位“农夫”极爱思考。有一天深夜，卢瑟福看到一个学生还在实验室，便问他在做什么。当得知学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他很不满地问道：“那你什么时间思考呢？”

    思考的时间对卢瑟福来说非常重要。1925年，他被授予荣誉勋爵。这一次，这个非常自信的人表现出非常少见的谦逊。他把自己的贡献归功于国王对科学的重视和提倡。不过，很快这个“农夫”就不耐烦了。这个把自己的学位证书制成灯罩的人发现，这项荣誉要占用他更多的时间用于社交活动。

    相比勋爵这个称号，卢瑟福可能更喜欢“鳄鱼”这个外号。这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卡皮查送给他的。在卡皮查看来，自己勇往直前的老师卢瑟福像鳄鱼一样，永远不会往后看。他还在卢瑟福实验室的墙上画了一个鳄鱼标志。

    的确，这个挖完最后一个土豆的人，没有再回头看一眼，最终也没有食言。

    在告别土豆地24年后，卢瑟福接任了汤姆生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职务。那双不再挖土豆的手，开始发掘和培养人才。他的助手和学生中，先后有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有关他的种种传说，在科学界长久流传。

    埃瓦尔德反问是否需要向普朗克和索末菲问好，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普朗克是马克斯·冯·劳厄（Maxvon Laue）的导师，与爱因斯坦交情也不错。

    尽管这两个在纳粹期间从德国流亡的科学家此前相谈甚欢，在告别时埃瓦尔德却猜错了。爱因斯坦只是重复道，“代我向劳厄问好。”

    此时，二战早已结束，但纳粹统治期间留给爱因斯坦的痛苦记忆依旧挥之不去。当然，更令他记忆犹深的，是劳厄曾经对他和一些科学家的保护和帮助。

    1907年，爱因斯坦独立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论已两年，但这一理论在社会上仍饱受争议。这位提出者还只能在瑞士伯尔尼的专利局工作。不过，他却迎来了一位与自己同龄的拜访者。这个自称被爱因斯坦的理论深深折服的年轻人，就是28岁的劳厄。

    7年后，这位崇拜者因发现晶体X射线衍射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人评价，这一发现“使物理学中关于物质结构和研究领域从客观进入微观，从经典过渡到现代，发生了质的飞跃”。

    然而，更为同行们称道的，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维护学术尊严和科学自由的行为。

    1920年，一场反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公开集会在柏林举行，召集人是190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勒纳德等人。第二天，劳厄就和人联名在《柏林日报》上发表公开信予以反击。

    “这不是什么损失。”当爱因斯坦辞去柏林科学院的职务时，科学院副院长扬言道。其他成员保持沉默，只有劳厄站出来，公开反对这种论调。

    这样一个敢与权势人物唱反调的劳厄，爱因斯坦并不陌生。在“关于波动光学的革命性观点”发表后，劳厄在1917年3月24日给爱因斯坦写信，说自己知道这些观点“无疑”会激起一些物理学家“最强烈的憎恨”，但他“仍然要坚持这些备受谴责的观点”。

    面对法西斯的疯狂迫害，一些德国科学家虽然感到“愤怒”、“羞耻”，但又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只好沉默地缩进象牙塔里。

    劳厄全然不顾这些。就在纳粹掌权的当年，他作为德国物理学会会长，在全德物理学家年会上致开幕词。他引用伽利略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到教会迫害这一历史事件，间接指责纳粹党徒对爱因斯坦等犹太科学家的攻击。“地球仍在转动。”在发言结尾时，他用意大利语重复了伽利略临终时的话。

    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伯从德国逃亡后因心脏病去世。劳厄又公开发表悼词，颂扬哈伯的品质和对国家的忠诚，哀悼哈伯的去世是德国物理学界的损失。

    有些科学家公开声援和颂扬希特勒，还亲自召集拥护纳粹的集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便是其中之一。当他威胁劳厄必须参加集会时，遭到劳厄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当普朗克等人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提名斯塔克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劳厄也公开反对。他表示斯塔克的加入将使科学院在国内变成没有价值的机构，在国外成为被耻笑的对象。

    这最终导致斯塔克的愿望落空。劳厄也很快付出代价。他曾经担任十多年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后来被斯塔克解除了。1943年，在纳粹当局的强制命令下，他不得不从柏林大学提前退休。

    但在纳粹之外，劳厄赢得了声誉。1946年，英国人对德国人还有些“恨之入骨”，但英国皇家学会主持召开国际结晶学会议时，还是邀请了劳厄。作为唯一一位受邀的德国人，他不仅没有受到冷落，还被与会者赞扬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科学家”。

    退休14年后，一枚来自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被挂在了这位老人胸前，以表彰他“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功绩”。

    从爱因斯坦的公寓返回德国后，埃瓦尔德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爱因斯坦只向劳厄问好。“英雄只有一个，是冯·劳厄，不是普朗克。”他写道。

    记者随即消除了这个疑问。“鉴于他在化学键和分子结构方面的研究”，鲍林被授予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

    获奖的消息，令鲍林欣喜不已，却让美国国务院护照处的官员头痛。他们现在要面对的鲍林，早已不再是二战前那个只顾埋头做学问的大学教授了。

    1946年，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尤里的邀请下，鲍林加入了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这是一个反对研究核武器的组织，由爱因斯坦亲自领导。此前在妻子影响下，鲍林成为世界和平主义者，他拒绝参与“曼哈顿计划”，热衷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

    然而，战后没几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笼罩了他身后的整个国家。大多民众都加入到“根除共党分子”的合唱中，唱反调的人寥若晨星。

    鲍林公开反对反共，这让不少好友为其担心。加州理工学院的新任院长杜布里奇，就在致全体教师的公开信里，告诫他们在发表个人意见时要“注意分寸”。但院长的这位老相识继续公开宣传对原子能技术实施国际控制，反对效忠宣誓，呼吁保障公民自由权。

    每次到普林斯顿，鲍林都会去拜访爱因斯坦。在主人的书房里，这两个在加入紧急委员会之前几乎没什么交流的人，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谈话内容常常是世界大事、公众舆论、原子弹的残忍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很少涉及科学问题。

    这些行为被人谴责为“没有爱国之心”，也很快让鲍林进入被调查者名单。在呈送给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卷宗里，他被形容为“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麦卡锡时代的到来，让这位和平主义者陷入更大的困境。不过，这个被列上赤色嫌疑分子黑名单的人，并没退却。

    1950年8月，伯克利学术会议代表来信，请鲍林支持他们反对校方强迫他们做效忠宣誓。作为对这些学者的支持，在一份公开声明中，鲍林宣称：“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前引进的政治测试已使学校受害不浅，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对真理的探求。”

    与此同时，抗议信件与校园中的敌意，也一起涌向了鲍林。他不仅失去了与一家公司签订的合约，来自政府部门的科研经费也被终止。还有人写信质问杜布里奇：“为什么不把鲍林和其他赤色分子从学校中清除出去？”

    杜布里奇则回应：“我希望在这个国家中，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政治信仰不随大流而遭到迫害。”鲍林得以继续为了美苏和解而四处发表演说，并对两国的氢弹研究公开持反对态度。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杜布里奇这样。1952年，当鲍林提出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会议时，被美国国务院护照处拒绝。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将他的共振理论作为唯心主义的典型来批判。

    “我不知道我的丈夫还能坚持多久。”在遭麦卡锡指控不久，鲍林的学生询问老师的近况时，鲍林的妻子含泪回答道。

    这个男人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经过反复斟酌后，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鲍林和妻子踏上了前往斯德哥尔摩之路。

    回国后，这个诺奖得主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反对发展毁灭性武器的运动之中。他起草了《科学家反对核试验宣言》，并征集了49个国家的一万多名科学家的签名，转交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

    然而，新闻报道里传来的是苏联恢复进行核试验，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后宣布美国可能被迫恢复核试验。鲍林立即致电赫鲁晓夫，“以科学的名义”要求苏联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我知道你在白宫周围转了两天了。”1962年4月4日,肯尼迪对受邀来白宫参加晚宴的鲍林夫妇说。两天来，鲍林就走在白宫外示威队伍的前面，手中举着的木牌上写着：“肯尼迪先生，麦克米伦先生，我们无权核试验。”

    半年后，一个电话打到了鲍林家牧场附近的护林站。电话是女儿打来的，她只想告诉匆匆赶来的父亲一个消息，“你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了！”

    电话这端，这个后来以《科学与和平》为题发表获奖演说的雄辩之人，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把话筒递给了妻子。

    当一个19岁的年轻人开始进入社会，打拼自己的未来，这个社会应该教给他什么？公平、正义、诚信，或者是爱。但命运恰恰不这样为孙中界安排。

    他来到了繁华如梦的大上海，不料上班第二天，他便遭遇了“钓鱼”执法。他的好心，换来的是车被扣人被逮，在城管执法大队滞留几小时后，陪他回家的是一张巨额的罚单。而这个淳朴的小伙子，却无处诉说自己的清白。

    无奈之下，他挥泪斩断了自己的手指，于是，鲜血就这样喷了出来，而这个社会也开始直面这样血淋淋的现实。调查、质疑、再调查，然后是真相大白。

    孙中界最终以惨烈的方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的青春不容玷污，他的断指也重新被接了起来。

    然而被“钓鱼”执法坏掉的世道人心，可能再也挽救不回来。

    杨元元：死结

    这道拴在杨元元人生上的死结，她注定解不开。上海海事大学这位带着母亲一起上学的女研究生，更像是一只蜗牛，她缓慢地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努力前行。可是，她忘了在自己的肩上还有一个沉重的壳，那是她温暖的庇护，但同时也让她不堪重负。

    人生的线条，就这样一条朝前一条向后，在她30岁这年打成了一个结。人心的冷漠，再加上制度的疏漏，这让她在前进的路上更加艰难和孤独。在各种力量的纠结下，这道结越来越紧，越来越死。

    于是，一条毛巾就这样扼住了她的咽喉。悲剧由此开始，她那曾期待“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她那苍白而苦涩的人生就此结束。

    歧视、挣扎、哀告，甚至一些无望的诉求，就这样蚀刻着她疲惫不堪的青春。她只不过是个孱弱的女子，这一切她无力承载。在经过一番绝望的努力后，她最终还是倒在了希望的门槛上。

    蚁族：青春

    那些憋屈于昏暗走廊和凌乱寝室里的生命是无法视而不见的，这是我们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请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国家一大群心怀梦想、脚踏实地的青年，正在挣扎，在等待。

    他们等待的，是自己也许都已不再相信的成功和荣耀，并不得不忍受着自己都无法接受的劳碌生活。他们有人哀怨，有人彷徨，但没有人愿意从此中逃离，去过一种平淡和绝望的生活。

    无数种可能在他们眼前熠熠发光，但遥遥无期，不知在何处。在此之前，他们要像蚂蚁一样活着，蜗居在十几个人居住的出租房里，任凭这些可能渐渐发霉。

    个体要经过多少拼搏才能挣脱自己不愿意属于的命运？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这一年，被命名为“蚁族”的那些人，描画的是一种带点屈辱但绝不放弃的青春轨迹和人生篇章。

    我们无法向他们承诺什么，我们唯有表达体恤和牵怀。

    张海超：证明

    事实明明存在着，但有时候要证明它的存在，却实在太难。对28岁的河南小伙子张海超来说，这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为了证明自己患的是职业病“尘肺”而非肺结核，他自费到医院“开胸验肺”，结果如他所愿。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非他所愿。医院这一确凿的诊断，不仅未能为他“申冤”，反倒一度令他遭受非难。

    好在这个时代还不至于礼崩乐坏无法无天，“开胸验肺”的“壮举”，迅速换来了舆论的关注和领导的批示。在一次次的调查之后，这起纷纷扬扬的事件最终没有变成一出悲剧。

    这个不幸的小伙子，后来“洗肺”成功，还获得了61.5万元的赔偿。他说，在经历了太多的无奈后，他看到了希望和力量。

    或许，这场最终以喜剧收场的“闹剧”，也证明了这个时代还留存着一丝温暖，而一旦回望，便足以令人感慨万千。

    时间是1846年，已是54岁的罗巴切夫斯基担任校长的第20个年头。

    39年前，他进入喀山大学的校园里学习后，至今不曾离开。那时，这个15岁的孩子在数学方面表现出特殊才能，并有些自命不凡，常违反学校纪律。3年后，在获取硕士学位时，他竟然与系里一些权威教授发生争执，由于成绩实在突出，头脑活跃的罗巴切夫斯基最终还是获得了学位。

    然而，正是这个年轻人，在1826年2月23日,让一些欣赏他的数学前辈大跌眼镜。在喀山大学物理数学系学术会议上，罗巴切夫斯基宣读了他的论文《几何学原理及平行线定理严格证明的摘要》，“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听得台下几位著名数学家目瞪口呆。

    这篇在今天被视为“非欧几何”诞生标志的论文，不仅与人们公认的欧几里得几何相悖，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经验不符。“罗巴切夫斯基是向一个公理挑战。”后来，爱因斯坦总结道。

    走下讲台后，喀山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这位馆长，试图同与会者交流看法，但所有人都不愿评论这篇“荒诞离奇”的论文。

    而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罗巴切夫斯基需要静下心来，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由于没钱雇助手，他得亲自给图书分类编目、掸去矿物标本上的灰尘，或给剥制的鸟类标本清除害虫，必要时还得拖地板。

    这种习惯，他在担任校长后也依旧保持着。有一次，他取下硬领、脱下外衣正在干活，一位知名外宾误认为他是工作人员，要求罗巴切夫斯基带他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校长不仅欣然答应，还带客人参观馆里最珍贵的藏品，并做了详细讲解。这给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临别时，客人要留下一笔优厚的小费。不料，原本文质彬彬的“向导”，态度瞬间变得冷淡，并愤怒地拒绝接受。

    当晚，在省长的宴会上，外宾发现白天的向导竟然与自己同桌。他才知道罗巴切夫斯基的校长身份，并表达了歉意。

    也正是校长身份，让罗巴切夫斯基的数学论文得以流传。他当年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提交的论文最终丢失，但这丝毫没影响他在非欧几何研究上的进展。他又写了论文《几何学原理》，或许出于对校长的“尊敬”，《喀山大学通讯》发表了这篇论文。

    在校长的请求下，校方将论文送到圣彼得堡科学院。知名数学家奥斯特罗格拉茨基院士受命负责评审。“看来，作者旨在写出一部使人不能理解的著作。他做到了。”院士在鉴定书中写道，同时强调这篇论文“不值得科学院注意”。

    但罗巴切夫斯基的著作，引起了高斯的注意。数学王子私下对罗巴切夫斯基称赞有加，并推选他为哥廷根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但在公开场合，高斯自始至终对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著作绝口不提。

    人们对罗巴切夫斯基的批评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数学家嘲笑非欧几何学是一种“笑话”，是对“有学问的数学家的讽刺”。甚至与数学毫不相关的作家歌德，也在临死前完成的《浮士德》里，对非欧几何进行了一番嘲弄。

    尽管饱受非难，罗巴切夫斯基还是坚持非欧几何的研究。回到校园内，作为校长，他还需要带领全校师生和他们的家人，与肆虐整个城市的霍乱作斗争。最终，校园里的660人，有644人保住了性命。罗巴切夫斯基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对国家的忠诚，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同事们。在他被撤职后，这些同事不顾自身安危，进行抗议。

    “管理学高度奥秘，你们不过是些教授，从本质上不能理解。”官方一纸简单的通知，回绝了抗议的人。

    在罗巴切夫斯基看来，官方的做法是一种赤裸裸的侮辱。这让他的身心受到很大创伤，不久，儿子的死亡更是让他的健康彻底垮掉。

    失明的数学家在病床上口述完成了著作《泛几何学》，然后在几个月后郁郁而终。为他举行的追悼会非常隆重，却只字不提他在非欧几何方面的研究。

    直到去世12年后，这个挑战公理的人开始被同行称为“几何学中的哥白尼”，他的研究才重新开始被人赞美和接受。

    不过即便是在监禁期间，医学博士多马克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这个意志坚定的人，14岁才开始上学。他刚考进大学医学院，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得不奔赴前线。直至战争结束，负伤归来的多马克才继续完成了学业。

    1927年，在一家染料公司的邀请下，32岁的多马克担任其实验病理学和细菌学实验室主任。那时，科学家已经发明了一些疗效显著的化学药物，可以治愈原虫病和螺旋体病，但对细菌性疾病则束手无策。人们试图寻找能够有效对付细菌感染的药物，包括一些医药公司也纷纷建立实验室，加入竞争者的行列，以便在市场上占得先机。

    不过，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多马克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难题，他试图将染料合成与新药物的研究有机结合。

    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他和同事们先后合成了1000多种偶氮化合物，但新药的研制则进展缓慢。用来实验的小白鼠，死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失望的情绪也越来越浓，但多马克仍不肯放弃。

    坚持了5年后，终于等来了转机。多马克偶然发现，橘红色染料“百浪多息”能有效抑制小白鼠的链球菌感染。这种化合物不仅具有很好的抗感染作用，而且毒性非常小。

    这一发现足以激动人心，因为这种细菌比人们正忙于对付的一些细菌还要小且更难制服。但多马克此时表现得极为淡定。他没有急于发表论文，只是以“杀菌剂”的名义申请了专利。

    这款杀菌剂还是很快派上了用场。一个垂死的婴儿，被送到了多马克面前。孩子的血液被葡萄球菌感染，医生用尽办法仍无能为力。虽然杀菌剂还没在人体上试过，但为了挽救孩子，多马克决定孤注一掷。最终，婴儿的体温在4天后降了下来，3周后，孩子完全康复。3年后，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救治的对象是多马克的小女儿。

    真正使百浪多息赢得世界声誉的，是治愈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小罗斯福。1936年12月28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缺席当年的白宫感恩节晚宴。她去了波士顿，她的儿子小罗斯福正在受鼻窦炎的困扰。不仅如此，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还患了脓毒性的咽喉炎，而且可能有溶血链球菌的感染。如果这种病菌进入血液的话就会摧毁他的血细胞。这时，一个医生给他注射了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新药百浪多息，并开了百浪多息的口服药，最终挽救了他的生命。

    作为青霉素出现之前的唯一抗菌药，百浪多息逐渐成为治疗感染性疾病的强有力武器。发现者多马克也开始受到人们的礼遇，各种荣誉迎面而来。

    1937年，德国化学会授予他费雪纪念章，第二年，爱丁堡大学授予他喀麦隆奖。不过，当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将193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多马克时，则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

    原来在1935年，评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记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当时，奥西埃茨基正被纳粹政权关押在一个集中营里，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这一行为，惹怒了希特勒。他命令所有德国人都不许接受诺贝尔奖。这导致193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库恩和193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道夫·布特南特都没接受诺贝尔奖。

    但在美、法、英等国医学家的提名下，多马克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后，多马克回信表示愿意受奖。盖世太保随即逮捕了多马克，并将他监禁一周，他们强迫他在一封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信上签名，然后寄给了诺贝尔基金会。随后，获奖者还被软禁了起来。

    属于他的颁奖仪式终于在8年之后登场。瑞典国王亲自为多马克颁发了证书和奖章。不过，他也为这场等待付出了一点代价，由于领奖时间远远超过了规定年限，他的奖金已成为诺贝尔奖储备基金，不再补发。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不会像眼下这样被人重视。一个29岁的惯偷，先后四进宫，在铁窗里度过了12年的光阴，又怎能奢望他的人生被人尊重呢。

    但现在他死了，12月12日凌晨，死在昆明市小南门派出所的候问室里，警察说他自缢身亡。

    俗话说，死无对证，事实似乎从此很难说清。好在技术挽救了我们，我们还有监控探头，可以回看当时的情境。但警官说，“由于摄像头设在房顶位置，覆盖区域恰巧不包括邢鲲所在的监室”。

    于是，作为“盲区”里的一个盲点，邢鲲结束了他并不名誉的一生。这是他的不幸。

    但我们不会停止寻找可能躲在死角处的真相。一条生命或轻或重，他的轨迹都应该被勾勒得清晰而完整。否则，盲点将会弥散成大片的阴影，那将是更多人的不幸。

    陈录生：国情

    如果不赶这场饭局，陈录生或许还是一名合格的警长，“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但几杯轩尼诗下肚，一切就都变了。

    10月28日，深圳西乡交警中队的警长陈录生在与西乡街道麻布村村领导应酬时，醉酒而亡。大量的洋酒，终结了他38年的人生。

    他去了另一个世界，与他有关的闹剧，则在他曾生存的世界里发生。警队将其上报为“因公牺牲”，并打算为其争取一个“烈士”身份。

    在他生前的领导看来，这是“国情所致”，“每个单位都会这样处理”。

    的确，应酬是“国情”，申报也是“国情”。只可惜，要了陈录生的命，是这“国情”，而令死者身后不得安宁的，依旧是这“国情”。

    陈琳：撕裂

    我们曾经以为命运待她不薄，给了她美貌、歌喉，还有名利和梦想。直至她纵身一跳，我们才明白这一切不过像落在衣袖上的一根毛发，轻轻一弹，转瞬消失。

    她生时的愁苦，我们无从知晓；而她死后的喧嚣，我们几乎一览无余。她的人生就这样被撕裂为两半，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明星。

    如今，柔情成灰，而人亦成灰，她的骨灰被带回老家安葬。或许这个繁杂的城市里，仍将有她的余音缭绕，但她生命出发的地方，才是她最宁静而温暖的归宿。

    她再也不用停留在这里，经受纷纷扰扰。在这里，现实和情感有时候冰冷得像她身下的水泥地，很容易在柔软的生活里撕开血淋淋的口子，甚至撕裂内心，然后在生与死之间，撕裂一道缝隙。

    伊迪丝·梅斯菲尔德：钉子户

    86岁的梅斯菲尔德“如愿以偿”地在自己家里告别人世，就在她母亲当年离世的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沙发上。

    2006年，西雅图巴拉德地区西北第46街的这位顽固的老太太，守着自己的两层小楼不肯搬走，逼得开发商修改了建筑图纸，成为全球著名的“钉子户”。

    “我在这里很开心，我哪也不去，那么多的钱对我有什么用？”这座小楼以及它背后的街道，承载着老人太多的回忆。而那些高大而冰冷的办公大楼，也给她的回忆让了路。

    两年间，她与这个“不打不相识”的开发商成为朋友。临终之时，她留下遗嘱，将小楼赠予对方。如今，这位好友要将此建成“信念广场”，因为“这个房子可以让每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人生”。

    柯西被派去瑟堡担任军事工程师。这位受重用的年轻人“行李不多，但满怀希望”，准备在那里“把数学的各个分支从头到尾再温习一遍”。

    “作为数学家而言，他将取代我们。”10年前，当着拉普拉斯和几位知名人士的面，拉格朗日指着柯西说。

    那时，11岁的柯西安静地坐在父亲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他的数学才能已深深打动拉格朗日。

    不过临别时，数学家叮嘱老柯西：“在他17岁以前，不要让他摸数学书。”拉格朗日建议柯西先接受一些文学教育，这样柯西将来才知道怎样用文字表达自己在高等数学方面的才华。

    “一定要节省自己的力气。”拉普拉斯则劝告柯西。他见证了这个孩子这些年的成长。

    柯西出生那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革命对象，巴黎警察中尉老柯西侥幸保住性命，带着妻儿逃到乡下，靠种些蔬菜和水果为生。他们在乡下的邻居是拉普拉斯侯爵。侯爵发现，小柯西营养不良而发育不全，在数学方面却极有天分。

    但那时，革命公社关闭了所有学校，对文化人和科学家，或任其饿死，或装上车送上断头台。在乡下的11年里，老柯西只能用自己编的教科书教育儿子。不过，更多的时间，柯西是在接受母亲的宗教教育。

    这后来让16岁的柯西遭到嘲笑。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后，柯西公开奉行宗教仪式，同学们无情地嘲弄了他。柯西固然不快，但还是耐着性子，试图劝那些喜欢开下流玩笑的无神论者皈依宗教。

    40年后，类似场景再次上演。21岁的威廉·汤姆孙来拜访柯西，原本是为讨论数学问题，主人却一再劝他的客人皈依天主教。而这个后来成为开尔文勋爵的客人，当时是一个坚定的苏格兰自由教会信徒。“柯西是一个偏执的天主教徒，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拜访过柯西后，另一位数学天才阿贝尔曾写道。

    柯西“想让任何接近他的人都改变信仰”的行为，也被后人评价为“在宗教上缺乏普通常识”。

    正是这个“缺乏常识“的人，从瑟堡返回巴黎时，他关于多面体和对称函数的论文，已引起法国主要数学家的关注。

    不过，更令柯西欣喜的，是1815年波旁王朝的复辟。柯西一直崇拜波旁王室，相信波旁王室是上帝派来统治法国的直接代表。所以，尽管后来的国王查理十世不得民心，身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柯西还是向他宣誓效忠。在他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向上帝和法国尽忠。

    可惜好景不长，查理最终被革命者赶下台，逃亡国外。为表达自己的忠诚，40岁的柯西辞去所有职务，开始自我流放。

    直至新政权特许研究院成员不需要宣誓效忠政府时，他才恢复了科学院的席位。在此之后的数十年里，柯西写出了500多篇论文。

    这也导致今天的数学分析课上，“柯西”成了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他让人们认识到数学分析中的严格性。然而，当时的师生却颇多非议，责难柯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但在柯西这里，被“复杂化”的可能是“效忠宣誓”。

    当时，法兰西学院出现空缺，柯西被一致推举来补缺，可必须先宣誓才能就职。柯西拒绝了，在他看来，现任政府篡夺了查理的权位，而他曾向查理宣誓。于是，他再度失去了工作。

    不过人们不想错过这样一位有才能的数学家，通过选举，一致推选他到计量局任职。最终，未经宣誓，柯西依旧得以入职。

    然而4年后，一些政府官员不愿再因此被公开嘲笑，要求计量局重新选举，以填补柯西拒绝腾出的位置。柯西则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把自己的情形告诉公众。

    他认为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公民作出违背良心的效忠宣誓。这也让柯西赢得世人的尊敬。不久，政府被起义的人们推翻。临时政府颁布的第一批法令就包括废除效忠宣誓。

    但不久，拿破仑三世掌权，又恢复了效忠宣誓。柯西立即向索邦大学请求辞职，但他被私下告知，他无须宣誓。

    柯西决定继续教学工作。“人死了，但他们的功绩长存。”这个始终不肯再宣誓的人，在留下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后，因病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