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已经过去有些日子了,现在才去回望,未免有些太晚。往年总会在每一年的最后一天回望一下这一年,唯独2009年落下了,因为2009年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年元月14日,我搬离了明光村,从清华毕业后,一直住在那里。其实2004年初到北京时,也是住在那个小区里的,住了半个月,不过当时是寄居在朋友租的房子里,现在是自己租的而已。那年冬天,我一边在《中国电影报》谋口饭吃,一边考清华的研究生。还记得那个圣诞节下了一场大雪,我在清华南门附近的修缮招待所收到了我现在用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那个招待所里,基本上住的都是要考清华研究生的人,考上的人后来搬进了清华的宿舍,没考上的要么搬离了招待所,要么留在那里第二年再从头开始。
这个电脑花掉了当时我手里所有的积蓄,我原本感觉考研无望的,因为前一年考了400多分还是在面试时被刷了,我自认这一年再也考不到那个分数了,准备买个电脑好好工作的。收到电脑第二天,我便和同事坐飞机去了横店,广电总局在那里召开全国电影会议。然后,横店下了浙江5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那里,我第一次经历了吃饭、看电影等所有活动都有警车开道,因为大巴车上装的大都是厅局长们。从横店回来后,跟领导请了9天假,说要再次准备考研,领导很仁慈的答应了。我后来的导师当时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认为我在开玩笑。
不过,后来,我还是阴差阳错地考上了。这些年来,无论是在清华前,还是在清华,以及毕业后,导师尹鸿都对我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我想,这也是我在不幸中的幸运所在。所以,我一直对我的导师心怀感激。
在2009年的元月,我在搬家时,记忆也不断回流,我曾好几次在元月搬家,在这个城市一种流离失所的感觉,始终拥挤在心底。而每次回清华,我都会瞟一眼南门的修缮招待所,那里留着我一段艰难的岁月。
原本是在元月21日才放假的,我17日便回家了,只是为了赶上弟弟的婚礼。
2月2号那天,正月初八,高中同学聚会,除了易光斌,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整整十年没见了。前一天,跟易光斌聊到了凌晨三点。然后这些感受和经历,被我写成了2月11日发表的冰点特稿《三十难立》,几大门户网站都转了,除了搜狐,都放在显眼的位置,易光斌哥哥的同学在深圳,多年未联系,看到报道找我要易光斌的方式,而很多在外地的同学,也打电话问我易光斌的情况。我害怕这样铺天盖地的报道,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伤害,我一边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一边在高中同学的QQ群里解释这一切。后来,易光斌给我回了短信,说他没事。他说,作为一个男人,他可以直面这一切,包括自己的失败。
后来,不断有本报的同事、清华的同学以及媒体同行给我发短信,说他们的感慨,也大都是三十难立的叹息和共鸣。其实,写易光斌,我更是在写自己,或者舔舐自己的青春伤口。我们费尽力气在命运的台阶上一步步往上爬,最后,你发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甚至是遍体鳞伤,依然发现那个台阶依旧悬在你的头顶之上,难以企及。所以,后来看到东北某电视台在播报这个报道时,女主持人不仅没看懂我的报道,还对我也进行了一句嘲讽,我很想骂她,后来想想算了,我在电台混过,跟电视台同一个大楼同一个食堂里吃饭,知道有些女主持人的素质,也就作罢。更何况,我本身就是即将三十难立,比较失败。
3月底,我跟摄影师刘浚去了陕西,他去拍摄一群聋哑儿童,我去写有关这个群体的报道。我们跑了咸阳的几个县,那些聋哑孩子的家庭大都很穷,有些简直是惨不忍睹。我第一经受这样的视觉冲击,当时就感觉被震着了。临走时,给最穷的那家留了200块钱,那个男主人哭着不要,他得了肝病,肚子胀得像个孕妇,去村里借了一圈的钱想治病,可是没借着。他觉得我在施舍他,其实我不是,我当时真的是惊呆了。他死活不要,他的一个亲戚帮他收了起来。其实,我也知道,这个男人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可面对眼前的一切,你无能为力。回来后写了4月15日的冰点特稿《凝固无声之痛》。
然后,6月份因为一时缺稿,便匆匆去了济南,写了那个100多岁的日本逃兵。7月份,便遭遇了人大历史系闹得纷纷扬扬的举报事件,这趟浑水,不说也罢。
8月份,几经拖延,终于去采访了农民们乘船到血浆站供血浆一事。一次次上山下山、一次次到码头,然后一次次去血浆站,了解各方面情况,一次次看人掉眼泪看人羞于启齿。看那些让自己心痛的乡亲,一时无语。报道在当时没有出来,不过却奠定了我在其他方面的事情。
十一期间,未来的岳父岳母来北京,陪他们逛了逛。祖国老娘大庆之后,我跟我老婆的事情也算是定了下来。
11月4日,几经推迟,供血浆挣营养费的事,发在冰点特稿《血船》。那边据说一时受了不小刺激。不过,事情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县里的相关部门和镇里的领导,先后去报道里提到的几户农民家里了解了情况。县里民政局给了周文芬4000块钱,便没有后话。(其他情况暂时就不写了,待以后有机会再详述,我个人以为事情应该还会有新的进展)。
也是在这个月,接到咸阳武功聋哑学校史校长的电话,说是北大的学生看到《凝固无声之痛》的报道后,便把那些聋哑孩子在学校做的刺绣等手工艺品拿到北大校园里义卖。现在全部卖完了。她说了一长串感谢的话,我没怎么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报道最后达到的效果,远远没有达到我和刘浚的预期。校长说得越多,我心里越失落。后来,她问起我找到女朋友没有,什么时候结婚,我都如实做了回答。然后,她执意要和孩子们给我准备新婚礼物。
12月份,在老婆坚持下,我结婚了。也收到了聋哑孩子们亲手绣的礼物,四幅刺绣画和两双龙凤拖鞋,校长说,这是孩子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我和老婆感动的一塌糊涂。然后,我们去邮局给他们寄了喜糖,前不久,校长给我说,喜糖收到了,孩子们知道是我寄的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2009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我说不上多快乐。焦虑、失落、徘徊也时刻困扰着自己,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有了一个快乐的结局。这终归是好事。
